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那么理科学长是谁呢?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热情邀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这一段史实几乎人尽皆知,那么,蔡元培所聘用的理科学长是谁呢。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热情邀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这一段史实几乎人尽皆知,那么,蔡元培所聘用的理科学长是谁呢?能够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似乎并不多,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蔡元培是应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邀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之时,同时留任夏元瑮教授继续担任理科学长,而夏元瑮是被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聘为理科学长和物理学教授的,夏元瑮曾与何育杰曾共同培养了第一届物理学本科生,堪称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创始者,那么,夏元瑮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那么理科学长是谁呢?

蔡元培的任命状

夏元瑮(1884—1944)字浮筠,浙江杭县人,其父夏曾佑是光绪十六年进士,曾任礼部主事,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时,夏曾佑曾是随员之一,他与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交往密切或曾在一起共事,与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同为晚清著名诗人。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夏曾佑曾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当时鲁迅是社会教育司佥事,也就是说夏曾佑曾是鲁迅的顶头上司,夏曾佑于1915年调任京师图书馆馆长,著有《中国古代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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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

夏元瑮幼年丧母,夏曾佑于1894年赴京城担任礼部主事时,曾将夏元瑮带往京城读书并亲自调教,夏元瑮丰厚的国学素养几乎都来自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了“求是书院”,夏元瑮被父亲送入“求是书院”读书,并于 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 1905年春广东省招考官费留学生时,给外省预留了3个名额,夏元瑮闻之前往应考,在600余名考生中竟然名列第一。

1905年夏,夏元瑮远赴美国留学,在伯克利学校补习物理和化学的实验课程,一年以后考入耶鲁大学攻读物理学,于1909年夏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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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元瑮

1909年秋,夏元瑮前往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师从马克斯·普朗克研修现代物理学,普朗克年长夏元瑮26岁,曾于191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夏元瑮在师从导师普朗克教授研究量子物理时,普朗克在德国乃至世界上都具有极高的学术声誉,他与晚辈爱因斯坦并列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大师,普朗克对来自中国的夏元瑮格外钟爱,二人既是师生关系,也如同父子关系。

中华民国成立时,由于广东省提供的留学费用被取消,夏元瑮被迫中断学业回国,被父亲的老友严复聘为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和物理学教授,主要讲授理论物理学等课程,

夏元瑮在其他理科教授的支持下,提出了《改订理科课程方案报告》,改学制为2年预科、4年本科,并增加实验课和选修课,使北京大学的课程设置与欧美大学课程接轨。

1919年夏,夏元瑮以访问学者之身份再次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以完成当年未曾完成的学业,他继续师从普朗克教授,其在北京大学理科学长一职,由留学英国的王星拱教授接任。

马克斯-普朗克

1921年夏,夏元瑮携新婚德国妻子回国,继续在北京大学执教,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兼任教授,1926年夏元瑮被同济大学聘为首批华人教授,1927年夏元瑮又被王伯群聘为大夏大学教授,同时兼任第一交通大学(上海)教授。

1928年4月,以蔡元培为院长的大学院,效法法国拿破仑时代的大学院制,将北平地区的9所国立大学改组为国立北平大学,夏元瑮出任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兼工学院物理学教授。

1929年,夏元瑮再次回到北京大学,接替李书华出任物理系主任, 1932年至1935年夏元瑮出任国立北平大学代理校长,“七七事变”爆发后,夏元瑮辗转南下,先后在湖南大学、重庆大学和大夏大学(贵阳时期)出任教务长,还曾出任大夏大学理学院院长,1944年8月18日病逝于贵阳医学院。

王星拱(1888—1949)字抚五,安徽怀宁人,出生于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其父亲是清末秀才,王星拱在3岁的时候,就遭遇丧母之痛,5岁时就在其外祖父家读私塾,由此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王星拱于1902年考取了安徽大学堂,不久被更名为安徽高等学堂, 1906年初,严复应安徽巡抚于库里·恩铭的聘请,到安徽省府安庆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对学堂教学和管理进行整顿,使安徽高等学堂逐步走上现代教育之正轨。

王星拱深受严复思想的影响,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论自由》成为他最爱读的书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等新观念,让王星拱大开眼界,对其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严复与《天演论》

1908年,王星拱考取了安徽省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入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攻读化学,伦敦大学并非是一所实体性的大学,而是由多个学院组成的大学联盟,王星拱就读的帝国科学技术学院,就是当今帝国理工学院的前身。

王星拱的留学方式与陈寅恪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不完全以追求学位为目的,而是充分利用学校丰富的图书资料,采取研究型学习模式,勤于笔记并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在知识的海洋里汲取营养,他以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坚持独立思考并孕育自己的真知灼见,他行事沉稳不事张扬的个性,让他渊博的学识水平藏而不露,他的组织才干与社会活动能力,在其以后的校长生涯中逐渐显露出来。

1910年,王星拱经石瑛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1912年又与石瑛、丁绪贤等人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这比任鸿隽等人于1914年夏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成立的“科学社”早二年,后来这两个留英留美的留学生学术团体合二为一。

王星拱

1916年,王星拱回国后不久就接到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书,聘请王星拱出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当时北京大学延聘教授是以欧美名牌大学博士学位为基本条件的,夏元瑮于1919年夏去德国进修时,由王星拱继任理科学长,主持北京大学的理科教学。

王星拱除开设高等无机化学、生物化学、物理化学和化学史等课程之外,还为学生宣讲科学史、自然辩证法、爱因斯坦相对论以及欧美新兴科学理论,北京大学1920年出版的《科学方法论》一书,就是根据王星拱上课时的讲稿整理而成的,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说明科学方法论的专著。

王星拱还与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等教授组织了大学俱乐部,他还协助同乡陈独秀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积极撰稿发表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封建迷信的科普性文章。

王星拱

在“五四运动”期间,王星拱曾与高一涵、邓初、程演生等人亲自散发陈独秀、李大钊印制的《北京市民宣言》等传单,曾掩护陈独秀在其家中躲藏并协助其逃离北京。

1927年4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叛国罪”逮捕并被执行绞刑,北京大学许多人都因与李大钊“过从甚密”而受到株连,而王星拱就是其中之一,鉴于当时的危险处境,王星拱不得不携家眷逃离北京,辗转南京投奔蔡元培,在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担任高等教育处处长,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北京大学。

左起:叶峤、王星拱、朱光潜

王星拱此后又先后出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教务长、省立安徽大学校长、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和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尤其是在武汉大学校长任内功勋卓著,1949年10月8日,刚过花甲之年的王星拱因积劳成疾在上海逝世。

我们从夏元瑮和王星拱这两位理科学长在北京大学执教经历中,可以了解和感受到100年前的北京大学,那时的北京大学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可以说是当时所有中国大学的“精神领袖”,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引领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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